廉价劳动力反而成劣势 中国人只有低工资的命?

[云刚]

在日前清华大学举行的“中国经济发展国际研讨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剑阁说，“我们确实要关心低收入者，但是也要考虑到企业的承受能力，如果工资提得太高，投资者把产业都转移到工资更低的越南去了，这样的话，我们打工者连工作的机会都没有了。”

他的话自然引来一番唾沫横飞的口水讨伐。孤立地看，他的话确实有道理。资本长着一双会飞的翅膀，睁着一双唯利是图的眼睛，哪里的企业成本低，资本自然就往哪里钻。如果我们心甘情愿接受低端制造业这一产业安排，廉价劳动力当然会构筑最好的投资环境。正是按此理论，工人的工资十几年不见涨，国民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低工资――高竞争力，三者之间俨然构成了一个坚不可摧的链条。

但换一个视角看企业成本，低工资优势也许就成了劣势。

先从企业角度看，一些世界500强企业负责人曾多次在媒体上介绍，他们眼中的投资环境，依次为“配套能力、市场、政府服务、劳动力价格”。企业的总成本中，包括大量的行政成本、公关成本，政府的清廉度与这些成本成反比关系。我国的行政成本全球最高，而管制的大量存在造成企业行政成本居高不下。这些成本降不下来，或者一些地方不愿意把这方面的成本降下来，就只能转嫁到工人或者消费者头上。而且在实际谈判过程中，与地方政府、企业相比，工人缺乏议价能力，因此难逃低工资的命运。

如果由代表工人利益的议价者和资方谈判，情况会怎样？双方将首先达成共识，降低行政成本和对于政府的公关成本才能造就最大、最好的投资环境。这正是国际惯例。

实际上，即使对资方、对企业而言，工人低工资也不是什么好的投资环境。因为劳动力价格并不单指工人工资，还应把劳动生产率一起计入综合考虑。工人工资太低，劳动再生产的投入就低，劳动生产率也可能随之下降，对于企业来说并不合算。另外，工人工资太低，消费市场也会萎缩，对于企业的长远发展不利。这就是为什么许多跨国公司要“自己向自己开刀”，搞什么社会责任标准，努力提高工人福利待遇和劳动条件的原因。在上世纪50年代，美国福特公司走出低谷的诀窍就是大幅度提高员工工资。

再从工人的角度看。李剑阁的话有一个前提：工人有工作总比没工作强。这话貌似有理，而事实绝非如此。在过去几十年里，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国民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而税收占GDP的比重逐年上升，这几年政府税收是国民工资总额的2至3倍，而医疗、教育和住房改革此时却借助于市场化的旗号走了偏路，将政府的社会公共职能全部委之于市场，造成民众实际收入的下降。这一数据形象地说明，相比于经济增长而言，普通劳动阶层处于相对被剥夺状态，也就是说，打工者虽然有了工作，但拿着微薄的工资，其实际处境却没有随之改善，或是改善的幅度有限。

至此，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不能给民众增加福利的“工作机会”和企业对我国的社会发展有害无益，长期以来的“低工资优势”只是强势话语的谬种流传。这一理念与政策既不会利于当代，更可能祸及将来。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作者：萧剑

[云刚]

2005年11月15日 10:18

近日从媒体看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剑阁在清华大学举行的“中国经济发展国际研讨会”上指出：“我们确实要关心低收入者，但是也要考虑到企业的承受能力，如果工资提得太高，投资者把产业都转移到工资更低的越南去了，这样的话，我们打工者连工作的机会都没有了。”

笔者认为，李先生的观点表面看来有道理，实际并非如此。工资成本低是投资选择的一个考虑因素，但不是惟一因素。照这个逻辑，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由于人工成本的高昂，应该吸引不到外部投资才对。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可见，以压低工人工资的做法来吸引投资，只是一种比较原始的方式。

由这个事件想到去年的一个报道。北京的一位政协委员为了解决北京的人口问题，提出了“人口准入制”的建议，由于遭到舆论的普遍反对而未实现。这两件事可以看出，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中，有可能出现新一轮的政策歧视现象。其结果，将导致我国贫富分化日益拉大。

反观近几年我国的工资调整情况可以看出：属于国家财政支出的行政事业单位连续几次上调工资，而企业单位只相应地给政策，只见“画饼”不能充饥。于是，就出现行政事业单位工资连年增长，而企业单位工资多年很少调整的现象。更不用说那些缺乏稳定来源的打工者收入了，这不是明显的政策歧视吗？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缺少对社会境况较差者的公平考虑。从去年开始，南方沿海城市已经出现民工短缺现象。这不是说民工总量减少了，而是说，长期奉行的低工资政策，已经让打工的收益与维持基本再生产持平，有时甚至出现收入不抵支出现象，打工已经没有了经济价值。民工荒很大程度上正是政策歧视的直接恶果。

劳动力的低成本扩张战略，已经给我国的改革开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如今这种增长方式的潜力已经几乎被耗尽。吸引投资的因素除了劳动力的低成本外，还有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有效的劳动力供给、成熟的市场机制、政府部门的廉正与效率等，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认定吸引投资是由劳动力价格单方面决定的呢？这反映出执政者在制定政策中根深蒂固的歧视心理。

我国拉动内需战略为何效果始终不明显？原因就在于长期的低工资政策，导致人民没有钱去进行消费。而与国民经济增长相匹配的适当增加工资政策，可以使人民充分享受到改革的成果，从而拉动内需，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同时可以扩大就业，繁荣当地的经济。

再者，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长期的低工资政策也不是经济发展应有的选项。今年出现的几起纺织品贸易争端，原因之一就是由于劳动力成本严重背离市场规律，给西方带来了纺织品倾销的假象，难道这些还不值得深思吗？

从公共政策制定的初衷来讲，它应该带来全社会福利的增加，达到一种帕累托最优状态。而政策制定中歧视的存在，加剧了社会的矛盾，使政策的运行成本增加，同时激化了社会的矛盾。长期的低工资政策已经造成了我国倒三角的经济结构，国富民穷，这导致公众的抗风险能力极度脆弱。

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李侠

[云刚]

主流经济学家为何老担心咱们工人工资不够低
2005年11月10日 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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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剑阁近日在“中国经济发展国际研讨会”上指出：学界要谨防在关注低收入者状况的同时唤起平均主义的诉求。他说：“我们确实要关心低收入者，但是也要考虑到企业的承受能力，如果工资提得太高，投资者把产业都转移到工资更低的越南去了，这样的话，我们打工者连工作的机会都没有了。”(11月9日《北京晨报》)

李剑阁不过是在重复主流经济学家们一贯的论调―――以低工资换高投资。我国工人平均工资水平是美国的1/50、日本的1/30、韩国的1/15，如此廉价的劳动力价格自然有利于吸引国外投资。特别是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制造业，几年来能够迅速抢占国际市场，多半得益于我国工人的低工资水平。因此，主流经济学家们始终坚持死守低工资优势，以避免国外资本流向劳动力价格更低廉的国家。

然而，以低工资换高投资是我们不可更改的宿命吗？主流经济学家老是担心咱们工人的工资不够低，生怕吓走国外投资者。低工资固然是我们的比较优势，但这样的工资水平是否低得合理，却是一个必须仔细研究的问题。

主流经济学家们几乎都异口同声地坚持“劳动力市场定价”论，认为当下工人的低工资是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状况决定了的。但是，在真实的经济世界，市场决定劳动力价格，乃是由企业与工人之间的无数次具体博弈所实现的。工资―――也就是劳动力价格―――应当是平等谈判和自由缔约的产物，而这种平等的谈判和自由的缔约绝对不可能发生在力量对比过于悬殊的主体之间。因此，在力量大体相当的博弈主体之间，市场机制才能够正常发挥作用。目前劳动力市场的现实是：企业和工人之间的力量差距悬殊―――企业处于绝对的强势，工人处于绝对的弱势。我们时常看到的事实是：企业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解雇工人，企业可以任意降低工人工资水平，企业可以在法定的社会保障福利方面缺斤少两，而在某些极端的情境中，企业甚至可以无视工人的生命安全……在如此力量悬殊的格局中，市场机制是无法正常运转的；压低工人工资的并非市场这只“无形的手”，而是其他许多个“有形的手”。

当然，工资提得太高，弊端也不小―――李剑阁所言并非凭空捏造。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工会传统悠久的欧洲，企业往往拗不过工人，工资水平很容易被人为抬高到市场水平以上，结果造成了国外投资相继抽走，国内经济出现颓势，最后企业关门、工人失业。不过，“工资提得过高”似乎是发达国家特有的“富贵病”，要得上这种病，非得等到工人组织化的力量压倒企业的那一天。

在工人普遍处于弱势的今天大谈工资过高的坏处，恰恰好像面对一群衣裳褴褛、面黄肌瘦的饿汉大谈糖尿病的危害。主流经济学家说要关心穷人但不能鼓吹提高工资，正好似对营养不良的饿汉们说：我们当然要关心你们，但不能让你们吃得太过，否则你们都会一个个得上糖尿病，那样会比营养不良还可怕！

这段时间，公众对主流经济学家的道德置疑声势浩大。有人说国内真正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又有调查显示经济学家正遭遇普遍的信任危机。身负官员和学者双重身份的李剑阁先生挺身而出为主流经济学家进行了辩护，似乎要改善一下经济学家的公众形象。然而，如此对着饿汉说糖尿病，公众对经济学家怎么可能有好感呢？

燕赵都市报 毛飞

[云刚]

“涨工资”只会使工人失业吗？
2005年11月11日 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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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确实要关心低收入者，但是也要考虑到企业的承受能力，如果工资提得太高，投资者把产业都转移到工资更低的越南去了，这样的话，我们打工者连工作的机会都没有了。”日前在清华大学举行的“中国经济发展国际研讨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剑阁如是说。(11月9日《北京晨报》)

在眼下公众对中国经济学家普遍的道德质疑之外，我愿意相信上述“涨工资论”属于李先生自称的“令人注目的学术分歧”。此前，“应该涨工资”与“不应涨工资”的观点，我们都曾听到过。前者往往收获掌声与喝彩，后者往往得到番茄和鸡蛋，这或许是由于中国老百姓的整体“学术水平”太低之缘故；但是，一个人在收入一成不变、支出每日见涨的时候，大概什么“学术”不“学术”的，都是扯淡了。

诚然，中国这些年是外商投资增长最快的国家，在2003年已经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吸引直接外资最多的国家。其中一个重要优势，就是因为我们有大量低廉的劳动力。一旦这些低廉的劳动力要求涨工资，是有可能会影响到部分投资者积极性，从而“把产业转移到工资更低的越南去”。但是，这又决不可能成为投资者的普遍行为。因为与“廉价劳动力”的中国相比，“市场潜力巨大”的中国其实更可人。要不然，美国人工成本那么高，为何始终在吸引外资的榜单上名列前茅？

我们知道，中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高达78%，而美国76%、日本85%是依靠国内消费。商务部前三季度商品市场运行情况显示：居民储蓄率已高达46%的中国，面临着人们更愿意把钱存起来而不乐意消费的难题。可是，真是我们“不乐意消费”吗？不，是因为我们“没钱消费”。给低收入者涨工资，无疑有利于刺激消费需求，扩大内需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我们也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四处碰到贸易壁垒。毫不夸张地说，低收入者每人多买一双鞋，中国经济都会增长。

适度、渐进地涨工资，对我们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也是有好处的。“八亿件衬衫换别人一架飞机”是我们目前面临的现实。我们不能永远在卖衬衫、卖鞋子等微利行业缠绵，在卖煤炭、卖木材、卖圣诞树等资源消耗型行业盘桓，而应该有志于在利润更高、资源消耗更低、环境污染更小、生产方式更安全的高科技领域有所作为。可是，“廉价劳动力优势”让投资者不愿更新技术、不愿投入研发，没有人工成本压力自然也就没有发展前进动力，这走的是一个恶性循环。

显然，涨工资是一个必经的过程，否则，难道我们准备吃一辈子的“廉价劳动力优势”吗？要知道，大量廉价劳动力存在的国家，同时必然是大量穷人存在的国家，而大量穷人存在的国家绝对不是我们“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数据显示，我国目前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明显缓慢于经济增长。可是公务员工资短短几年却调高了几次，富豪榜上的富豪资本更是每年以亿为单位地往上蹿。“不应涨工资”只会导致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居民幸福感越来越低。

(来源：中国青年报；舒圣祥）

[云刚]

比房子，学费，医疗等跟国际欧美比，

比老百姓收入，拿印度做比较

主流经济学家们在吸引外资方面难有成绩，看来成绩不佳的的责任要普通职工和老百姓来承担了

国家发展经济目的是什么？难道仅仅是为了发展而发展吗？经济的增长不能给老百姓带来生活水平的提高，带来实惠，这样的“经济”就真的是中国特色的经济吗？发展的成本由老百姓“买单”，而发展的成果却被少数人独享，这样的经济不发展还好，只能增加社会的动荡，人心的涣散，国家的危机。

[山禾]

不总说中国人多，一人一口吐沫就得淹了谁谁谁吗？

现在同理，一人为国家的经济增长埋一份单，国家就发展了，老百姓就是奉献的命啊！

[windstorm]

核心竞争力不足，你叫中国怎么到世界上去赚钱？只有卖苦力了。
改革初期老百姓的收入水平是大幅提高的，有说“是还以前政府大抓重工业的债”，改革进入90年代后，政府“债”还的差不多了，也就“全甩手了”，老百姓自己就开始负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