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西莫
2009-08-05, 06:01 PM
原载：wehoo-威虎网 www.wehoo.net
韩毓海:北京大学教授，现任纽约大学访问教授
（本文系作者在山西长治国家税务系统2008年干部理论学习会上的讲稿，分别刊载于《世界博览》杂志2008年第九期和第十期。《文化纵横》摘要刊载）
1．转折点、落脚点
这是第一次来山西。感谢长治的同志们给我一个宝贵的学习机会。从人文地理、经济地理的角度看，晋南与代北，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大融和的文明创生地，无论是北上塞外，还是南下中原，山西既是一个转折点，也是落脚点。多少伟大的帝国王朝在这里升起又衰落了，山西是一个令人胸怀天下的所在。
长治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1940年代，八路军总部就设在长治的武乡县，“小米加步枪”、“我们在太行山上”的传奇，就是由这里走进中国历史的。长治不但是中国革命的落脚点，她还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出发点，是新农村建设历史经验的宝库，新中国成立之后，关于中国农村发展的第一场党内争论，即1950年由长治地委书记王谦发起，并引发华北局、山西省，直到毛主席和刘主席之间关于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道路的辩论，就发源在长治这块土地上，这场辩论对于新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的影响是巨大的，众所周知，它也成为赵树理写作长篇小说《三里湾》（后来的电影《花好月圆》）的契机。
上党－长治地区不仅是赵树理的故乡，更是他毕生热爱的上党中路梆子的故乡——以此为核心，西有秦腔，东有河北和山东梆子，这里是中国北方歌唱的源头，也为北方方言奠定了基础。正如梆子戏也号称“中路”一样，山西不但是北方中国政治和经济的核心，历史上也是中国通向外部世界的北大门，长治也是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韩丁的第二故乡，我来之前刚刚在北京参加了韩丁的巨著《深翻》中文版的发行会，——这本书写的就是现在已经属于长治市区的张庄。
据说“上党”的古意即“以上天为党”，所以对我而言，此时此刻确实有些感慨万千。长治是一本大书，它讲述着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如何兴起、如何坚持、发展、壮大，讲述着它所提出和面对的根本问题：土豪劣绅、小农经济、互助组、合作化、包产到户、三农问题等等，讲述着它所遇到和要克服的障碍与挫折。我深信，这些课题对于今天的中国同样是根本性的，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不仅属于长治，而且也属于全中国和全世界。
今天我没有能力来叙述长治与中国革命有关的这段宝贵的历史，我下面准备给同志们汇报的重点是1500年以降的世界历史脉络，1500年是“世界经济”形成的时期，我主要讨论的是：中国经济——主要是明清时代的中国经济在上述“现代世界经济”中起到的作用，我的叙述是以财政和货币问题为核心的，同时，我也把山西的经济——特别是晋商形成、发展和衰落的历史过程——放在这个时段里面去讨论，因为包括长治在内的晋南和晋中地区，也是晋商的故乡。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样的视野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示。
2．空间关系与生产关系
昨天李晋芳局长让我讲一讲科学发展观的问题，最好也能结合一下山西的历史，特别是：为什么成为“能源大省”之后，山西反倒失去了历史上曾经在中国经济中所扮演的核心地位？我们都知道，历史上山西是非常富的，它有很辉煌的商业传统，李局长还告诉我说，明代以降，中国地面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70％以上都在山西，而近代以来，山西确实有一个衰落的过程，这个过程恐怕也是勿庸讳言的。
我想这个问题推而广之，其实是说：为什么随着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运动的展开，一些原来经济非常发达的地区，类似山西，它们原有的对外开放的桥头堡的角色，以及在中国经济中所处的核心地位反而日益丧失了？这确实是个非常有挑战性的课题。我个人感觉：我们凡研究问题，无论自觉与否，都需要一个空间的视野，研究历史问题更是如此，也就是说，历史研究必须是与地理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好比我们的古人说“天时”的问题必须结合“地利”的问题去考虑才行。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研究生产力的问题一定必须结合生产关系的研究，正是从这个基本原理出发，我认为不同空间、不同地域之间的关系也是生产关系的重要构成部分，甚至是最基本的构成部分。人的一切活动都是在特定的空间里展开的，经济活动更是如此，我个人认为，只有从这样一个角度，才能更好地理解科学发展观的内涵，理解它真正的理论创新之处何在。
如果我们把经济的发展看作一个地域间互动的过程的话，那么，某一个区域的发展和变迁，当然就不能单独从它自身去找原因，而是要结合它所身处的那个大的环境，看那个总体的经济空间和结构，比如从大的方面说，我们今天要建设一个和谐的社会，推行科学发展观，核心就是要解决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协调问题，但是解决国内的协调问题，则有一个根本前提，那就是和谐的中国、和谐社会是与一个“和谐的世界”联系着的。
自1500年甚至更早，中国就是深刻地被卷入世界的，正象山西是处在中国这个大的结构中一样，500年来，正是由于中国处在“世界”这个更大的结构中，所以，如果世界总体上说不和谐，如果总的世界结构和秩序不合理，那么无论我们自己怎么努力，中国的事情恐怕还是会比较难办，这好比说如果像今天这样，国家如果一直是把发展的核心放在东南沿海一个方向上，那么无论我们山西自己怎么争取，恐怕也很难有大的突破。
古人说天时、地利、人和，这就是说一个地区在一个整体性的空间结构中的战略地位——即“地利”是非常重要的，不仅是对于国内这个结构，而且对于世界这个结构也是一样的，李局长所提出的区域经济与它的大的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就涉及到这个现代世界经济运动的原理。用刚去世的世界经济史学家贡德弗兰克一个很直观的比喻来说就是：世界经济是这样一个互动的结构，我们可以把这个结构看作一个运动着的、多边多角的“菱形结构”，从这个结构互动的角度看，结构的一部分的扩张总是会伴随着结构的另一部分的收缩，也就是说：一些经济区域的发展和崛起，甚至总是以另外一些地区的衰落为条件的，因为在一个历史时期，它会把收益集中在这个菱形结构的一角，而把代价扩散到周边。这种崛起和衰落不是自然的，而是国家和世界经济霸权有意识的构建和干预的结果，同时，这种区域经济的发展与衰落，又只能从一个更为长期的时段、以及更为广阔的世界经济体系转变中才能看得清楚。
实际上，我们大家看一看，我们中国的东南西北、各区域间不正是这样一个多边角的、互动的结构吗？这就是为什么说，我们的祖先不但关心发展的问题，其实也一直关注如何协调发展的问题，也同样为这两个问题（发展与协调）所困扰。只不过古代中国追求协调发展，主要就是强调协调南方和北方的发展，即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从这个角度我们就能理解历史上一些重要的政治经济活动，比如开凿大运河与南粮北运的关系、比如“草原会盟制度”与长城贸易、茶马互市的意义所在。
而从区域空间互动的结构视野看，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根本问题，更不是一个单纯的发展问题，因为更严峻的问题是：近代以来，中国原有的区域之间的互动和协调被西方的入侵打破了。解放前的中国之所以被肢解，中国之所以近代以来一直面临着分裂的可能，一个基本原因，就是因为近代以来，它内部的发展不协调、不平衡了。比如说，如果没有英国的问题，没有沙俄的问题，当然也就不会有近代以来的西藏、蒙古、新疆问题。中国近代以来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四分五裂，国家解体，这个问题当然不是个发展的问题，更不是一个什么“通过发展和改革就能解决的问题”。
恰恰相反，如果只是抽象、空洞地讲发展不讲协调，只是空洞地讲生产力不讲生产关系，那只能造成一种危险的发展，或者错误的发展。这只要懂一点历史就会看到非常清楚。由于近代西方列强扩张的据点是中国沿海，而近代中国国家为了富国强兵，同样也把沿海地区作为争夺的要害，于是先是近代中国从内部把那个长期平衡南北的发展方向改变了，改成面对东南沿海了，继而把这个发展方向单一化了，最后是僵化了，最终东南西北之间结构的互动没有了，最终我们的发展不是内部区域间的互动，而是变成直线了，变成一根筋了。也就是说，近代以来——还不仅仅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就不得不放弃了重视南北协调的发展传统，甚至不得不放弃对于中国腹地的经营，一味要求腹地为注重沿海的现代化战略作贡献，或者干脆听凭腹地衰落。于是，腹地就这样成了中国政治经济——特别是社会服务的软肋，这样的结果大家当然也都很清楚：由于中西部既得不到资金也得不到服务，长此以往，它就转而成为近代以来革命和动乱的摇篮。从李自成以来，太平天国、义和团，到蒙古、新疆、西藏大大小小、林林总总等一系列最终几乎要了我们的命的问题，不都是从我们今天所说的“中西部地区”搞起来的吗？这个过程表明：为了一时的发展、甚至短期的利益而忽视了南北平衡和协调，或者只是单纯讲发展而不讲协调，就会造成很大的问题甚至灾难，因为它使得一个区域间良性的互动，变成了恶性的区域冲突了。这是一条深刻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我们讨论几百年来形成的问题、描述这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的线索，对今天做具体的工作究竟有什么现实意义呢？我认为意义就是：第一，我们追求山西乃至整个中西部地区的科学发展，首先必须把眼光放得更长远一些，我们思考发展问题，必须有一个不同空间之间矛盾互动的框架和结构，认识到发展不但有赖于整个经济模式的转换，更有赖于当前中国乃至世界经济贸易体系发展模式的总体转换。特别是，所谓科学发展观的实质，就在于它不仅仅是就生产力谈生产力，而是把重点放在生产关系的调整，包括社会关系、经济关系、区域之间关系的调整，如果没有一个良性的环境、没有一个好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如果是东边点火西边冒烟，两极分化社会对立，你根本就谈不上发展。
我举个例子，我们山西煤炭资源极其丰富，大家也知道黑龙江北部地区森林资源比较丰富，而这两个地区最近又都很倒霉，成为国内外媒体异口同声斥责的焦点地区，对山西来说，就是指责山西矿难和污染（其实连我也被媒体误导了，因为一说山西大家下意识的反应就是黄土高坡，确实真没想到山西是一个水资源和森林资源如此丰富的省份，实际上，作为一个资源出口大省，山西的环境问题搞得是比较好的），而对黑龙江北部地区来说就是指责那里滥砍滥伐，破坏森林资源。而问题的关键是：这些灾难难道仅仅是山西和黑龙江造成的吗？当然不是。外国的媒体也有好的、分析性的文章，不是像国内的某些媒体，鼠目寸光、流于义正词严地打便宜拳，比如美国的一份很著名的杂志（New Yorker），最近就发表了一篇很长的文章，深入地讲黑龙江中俄边疆地区大规模的林木盗窃问题，题目就叫“盗林”（The Stolen Forests）。文章的作者作了大量的调查，发现林木盗窃是一个在跨国资本的驱动下环环相扣的贸易链，因为他们调查发现：那些从中俄边境盗窃的木材制成的产品，是直接提供给美国的跨国公司Wal－Mart的。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木材制品消费国，它同时还为其消费的木材制品制定了相应的标准，比如中国可以用秸秆和废纤维造纸，但是，美国却只接受以原木（还不是一般的木材）为原料的纸张，结果就是，中俄边境的滥砍滥伐行为，其实是为了供应美国市场而不是中国国内市场，因此，可以说造成中俄边疆地区森林锐减的真正罪魁祸首是美国的消费市场，特别是Wal－Mart这样的跨国企业。
今天山西煤炭的问题、东北的森林问题，包括很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其实在实质上是同样的问题，山西挖煤当然不是为了自己用，而主要是为了供应东南沿海地位的出口加工企业，在当今中国，所谓利润在沿海，代价在内地，利润在国外，代价在国内，这是一个根本上的错误发展逻辑，这里最根本、最核心的问题当然是全球性的供需关系，是全球性的生产关系，只要这个世界性的生产－消费结构不变，抡起板子玩命地打山西、内蒙、黑龙江，那是不解决问题的。
我们今天讲科学发展，当然也要重视南北经济不协调的问题，发展山西，一个方略是逐步打开和恢复北方通往外部世界的通道，包括重建由山西通向外蒙古地区的通道，重建北方的、跨区域的、世界性的商业贸易网络，东路、西路，关键尤其在于中路，中路是枢纽，是落脚点也是出发点，好像大门的轴一样，抓住轴线，这才是解决经济发展不平衡和不协调的根本。
这就要求我们逐步地、系统地纠正把发展压在东南沿海这一个点上的片面的发展观，这种观点不但是非历史的，即使放在今天也是成问题的，我们看看我们今天周边的形势：中亚地区、特别是蒙古地区始终是当前国际博弈的热点，这是勿庸置疑的，中亚和蒙古地区极其丰富的资源，是我们未来发展的根本命脉所系，目前我们家门口的这些地区的发展都出了问题，局势也都很不稳定，我想早晚会对我们产生重大影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达赖自1979年以来已经7次应邀访问蒙古，2004年，俄罗斯迫于其境内的蒙古自治共和国的压力，给达赖颁发了访俄的签证，2008年，达赖在访问了英法之后，将会再次窜访俄罗斯的蒙古自治共和国，当然，除了历史上藏传佛教与蒙古地区的精神联系之外，达赖集团之所以要处心积虑这么搞，其目的就是要形成一个所谓的“泛蒙古主义”支配下的“大蒙古国”，这个所谓的“大蒙古国”将包括中国的内蒙和俄罗斯的几个蒙古自治共和国，那样我们的北方边疆就再也不得安宁了。所以对中国来说，我们必须看到：藏独不是单纯的西藏问题，它必然会引发、联系到蒙古的问题。——这也就是我们的祖先康熙、雍正告诉我们的：一旦蒙古一部分裂，那么就会导致蒙古全部、乃至西藏分裂，反之亦然，从历史上看，藏独总是与蒙独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不能忘记这个历史的常识。
而我下面要讲到；山西是唯一的一个与蒙古有着漫长的商业贸易交往的区域，是历史上从南北方向上联系中国，联系中国与外部世界的重要通道，认识到这一点非常关键，今天从战略经济的角度恢复这种通道和联系也非常重要。因为加强北方的经济和政治建设，是我们未来发展的迫切课题，也是稳定周边的迫切课题。多亏我们已经有了上海五国的合作组织，但是如果日本、美国把蒙古拉了去，那“上合组织”的威力就要大打折扣了。近代以来，日本一直积极插手蒙古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日本是一百年来长抓不懈的，人家培养了大批蒙古留学生，拥有大量的世界一流的蒙古学人才，所谓的“大蒙古国”的背后，主要是由日本在倒腾，而且人家是真抓实干。台湾问题固然重要，但如果让人家从大陆上，从咱们中间插上一竿子，那样我们就会更被动。大家只要看看从蒙古到北京的距离就明白这个问题的严峻程度，而要面对这个重大课题，我们首先就要从历史的经验教训和现实的启示中去重建我们的大视野。
总之，我们一定要知道；所谓发展，是一个兼有兴起和摧毁双面的效应，摧毁和重建往往是这同一个过程的两面，从摧毁的意义上说，经济发展也是一个破坏的过程，所谓科学发展，就是强调要看到这两面，应对这两面，特别是要注意到发展与保护的辨证关系，因而要具备保护意识：环境的、社会的、产业的、文化的。在科学发展的意义上，不能保护，也就不能发展。
最终，发展生产力的前提，是要创造一个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而空间关系，或者地域之间的关系，则是生产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区域和空间关系的协调，因而是发展生产力的基本前提，这就是“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思想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基础，也是我们今天观察问题的一个重要的出发点。
3．“500年来谁著史”：明朝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创生
今年我们要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当然要搞些活动。一搞活动，那就难免有些人以改革开放的代言人自居，包括利用一些假大空的口号，把自己的反对者划为“反对改革开放”。现在很多人好像是别忘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包括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改革开放”只不过是两个“基本点”之一。如果你孤立地强调这一个“基本点”而不顾其余，那就取消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前提、基本条件保障、取消了改革开放得以进行历史语境，那才是反对真实历史条件下的改革开放，按照某些人们自己的逻辑，我是否可以说——你们这些人是用一个基本点来反对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割裂和反对整个邓小平理论的基石？
以改革开放的代言人自居，抢占意识形态的制高点，这更是一种很滑稽的举措，因为不仅社会主义要发展生产力，什么制度都要发展生产力，同样，中国也不是从30年前才开始改革开放，因为按照世界史研究公认的看法，中国经济的开放过程已经有500年了，现代世界经济开创于1500年前后，中国的元代是第一个世界性的帝国，而明代则是第一个世界性的经济，所以，我们今天纪念改革开放，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和教训，起码也要有更为广阔的历史视野。
人类的第一次全球化，并不是经济“全球化”，而是蒙古帝国武力造成和推动的全球化，“世界的广泛联系”不是由商品，而是由武力即大汗的铁骑推动和造成的。而与元代不同，我们下面要重点讨论的明代虽然不再是一个全球性的军事和行政帝国，但是，它的经济却是全球化的，更进一步说，蒙古虽然通过武力造成了一个世界性的帝国，但是蒙古帝国却没有能力从经济和金融上把世界联系起来，但后一点明代却做到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它是漫长的人类历史蹒跚步入“现代”的重要转折点。
我下面要给出一个500年来的世界经济变迁的草图，当然，我知道这样作有粗略化的危险，但这却是我们看清问题的一个好办法，要免于纠缠和迷失在细节之中，我们起码需要一个草图。
大家都知道，学术界目前公认的看法是：第一个“世界经济”——或者说，第一次以贸易和金融等手段把世界联系起来，是从1470年——大约是明朝的成化年间开始的，因为那个时候开始了欧洲的航海，西班牙和葡萄牙航海的目的，就是要从海上去重建马可波罗所描述的通向中国（当时叫Cathay，即“震旦”）的道路，即要到中国寻找财富，寻找经济的原动力。——我们还知道这种公认的说法其实并不完全准确，因为这个时候（1470年），离明朝结束国家主导的大航海，而把战略和国际贸易的重点转向北方边境，开展以山西为枢纽的大陆长途贸易，已经过去40年——即差不多半个世纪了。
当年的西班牙人为什么要走海路呢？这是因为随着蒙古帝国的崩溃，原本从陆地上由欧洲通向中国的道路被穆斯林和蒙古各部封锁了，葡萄牙和西班牙人冲出地中海的航海活动，因而就兼有绕开穆斯林帝国和蒙古部落封锁的战略目的，以及寻求经济发展和财富增长的经济目的，走海路，对西方来说这当然是一个最优的选择，这是因为当时的欧洲象马可波罗当年那样选择陆路交通，是完全没有可能的，当时中国与欧洲之间的陆路交通，不但是一条充满风险的道路，准确地说——这其实是一条布满了逃难部落和种族仇杀的不归路。
剑桥大学的政治学教授Kenneth Minogue曾经这样告诉我们说：近代的民族－国家之所以产生于欧洲，恰因为民族－国家这种政治创制的基础是“种族主义”，而种族主义之所以产生于近代欧洲，这恰恰是由于历史上欧洲的血统、种族其实是最乱的，欧洲的种族问题之所以特别严重，又是因为“我们今天看到的欧洲是一批又一批部落为追兵所迫向西移民的过程——，罗马人给这一群群逃难的部族起了各种名字：匈奴人、格特人、西格特人、盎格鲁人、法兰克人，等等。”［2］
我再举个有趣的例子，就是《鲁滨逊漂流记》这个小说，它开头就介绍鲁滨逊的家事，说他生在1632年，这也就是明代的后期，而鲁滨逊的老妈其实就来自一个中亚的移民部落，这是因为鲁滨逊有个很匈奴化的姓：Keutznaer，我对此很奇怪，觉得这位创造“新世界”的英国资产阶级英雄，他的名字听起来不像个纯种大不列颠子民，所以仔细去查了一下这个姓，终于在一本历史语言学的著作中，发现它在匈牙利语中的意思是“驾车人”，而Keutz就是我们古代西域的“高车”，［3］笛福——也就是《鲁滨逊漂流记》的作者，他说：英国人由于语音的变化，把Keutz念成了Crusoe，所以他小说的主人公就成了鲁滨逊克鲁索，无论这种历史语言学的解释是否完全靠得住，即使这种解释作为一个推测，它也表明，在那个时候，笛福似乎还很清楚欧洲人口的大多数是外来的，这也包括来自蒙古和中亚的移民后裔，这些人是不断通过战争和逃难来到欧洲的，这当然不排除鲁宾逊家族甚至没准与我们山西的代北地区居住的北方民族还有点血缘关系。
我们还要知道，在哥伦布的时代，欧洲人口很少，只有8000万人，但却分为约500个国家，彼此之间杀伐不断，用今天的说法就是，那个时候的“西方”不但很穷，还很暴力，因为当时的欧洲由各种各样的逃难人口构成。自那个时候开始，经过约500年的时间，他们通过内部战争，来不断削减欧洲国家的数目，最终经过20世纪的两场世界大战，直到今天欧洲的国家剩下约30个，也就是说：欧洲通过约500年的自相残杀，差不多消灭了470个国家，基本上是一年灭一国，十年灭一族，这样，欧洲到今天才终于比较地和谐一点了。而这说明什么呢？这恰恰说明：好战、乃至种族冲突是欧洲最大的传统。今天的欧洲之所以特别重视种族和种族灭绝这样的问题，这首先是与他们自己惨痛的历史经历有关［4］，它更加说明现代民族国家这种欧洲政治创制植根于种族主义的血腥历史。
与欧洲比起来，当时的中国，也就是明朝，则是一个非常繁荣和总体上很稳定的大国，它有1.75亿人口，明朝虽然是在反抗蒙古帝国的统治中建立起来的，但明朝国家并不是一个种族的主义的国家（原因我下面会介绍），与元代之前的中国王朝国家把政治合法性植根于文化正统性也不太一样，明代更加把它的政治合法性深深植根于经济活动——以及更具世俗色彩的文化之上，我认为这标志着人类历史由古代向现代的转化。
明朝的经济非常发达，怎么发达，我举个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例子，从1405年到1433年，郑和七下西洋，郑和宝船最重的一条有7800吨，这已经接近万吨轮的水平，它比19世纪之前英国最大的军舰还大两倍。明代文化灿烂而独特，从哲学上说，王阳明到李贽，这被当代的哲学研究者们说成是中国启蒙思想的源头，——尽管王阳明那个时候欧洲还没有什么启蒙思想，近代欧洲的启蒙思想完全是受到中国的影响才发生的，而这种思想主要讲人欲就是天理，天理和人欲不能分，——显然，只有在一个经济非常发达，人们生活很好的时代，才会产生如此强烈的对于人的欲望的肯定。我们看中国古代四大小说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这三部都产生于明代，那个时候欧洲乃至全世界显然还并不知道什么叫长篇小说，更没有什么“市民社会的史诗”这样的说法；汤显祖和《牡丹亭》、唐伯虎和八大山人，这些伟大的艺术家、艺术作品都是明代的，明英宗时代还有这样一个著名的国际笑话，说是明朝廷宴请各国元首和使节，结果宴会所用580件官窑瓷器全部被使节们顺手牵羊盗走了，实际上，直到今天，明代的家具和瓷器，依然还是豪华生活的象征。
今天国外学术界普遍认为明朝才是现代世界的起源，它代表着另外一种现代道路的可能性。今天西班牙的塞维利亚的博物馆里还保存着一本《马可波罗游记》，里面写满了哥伦布密密麻麻的批注，这很充分地说明了哥伦布是要追随马克波罗到中国去的，他是要到中国寻找文明、寻找富裕——更是寻找一种人类新生活方式的理想。正因为走海路，他所以才误打误撞发现了美洲，他甚至把古巴误认为日本，所以给这个地区叫Cipango，在西班牙语里这就是日本，当时他以为找到了日本，中国就应该不远了。
4．宝船与晋商：人类海洋贸易和大陆贸易的开拓者
人类的现代世界不是开始于欧洲，而是创生于中国的明朝，比如日本的京都史学派，美国的一些重要的历史学者，比如在中国以《天安门》（Gate of Heavenly Peace）一书而闻名的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等，都持这样的看法。因为1470年，当欧洲人开始发现新大陆的航海活动的时候，这其实比明代开始的世界史上第一次大航海已经落后了65年，而且，它比明代最后一次大规模的航海活动，也差不多落后了40年。只不过今天看来，这世界竞技场确实是圆的，它不是一条直线的跑道，即不是一开始跑在前面的就一定是始终领先的。
我先从大家都熟悉的郑和七下西洋说起，因为这是世界上第一次由贸易、而不是殖民来推动的地理大发现的起源，今天中国的教材只讲哥伦布，不讲郑和，这表明近代以来，我们忙于向西方学习“现代”，偏偏忘记了我们自己也是“现代”和“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量，忘记了另外一种世界历史的可能性：不通过殖民，而是通过长途贸易，通过朝觐、朝圣或者朝贡，也是有可能造就一个现代世界的。
大家可能知道，郑和这个人叫马和，是个穆斯林，他父亲叫马哈只，曾经到麦加去朝圣过，这个人在元时代居住在云南昆明，在元朝帝国里，穆斯林的地位要比汉人高，他很可能是元帝国军队的成员，这个人在朱棣征伐云南的时候被杀了，马和是穆斯林马哈只的次子，他被朱棣的军队俘虏后，成为燕王府里的小太监，随后就一直随朱棣南征北战，马和在建文四年的北平保卫战和随后夺取南京的夺嫡血战中表现特别英勇，随着朱棣最终成为皇帝，他的地位日益上升，被赐姓郑，也就是我们知道的郑和。
这首先说明：在明帝国这种多民族的国家里面，少数民族并没有受到元代那样的歧视。在这样的多民族国家里，少数民族是可以得到重用的，当然它甚至还说明：明代不少太监都是非常能干的，例如郑和、例如张居正改革的助手冯保，所谓能干，是说他们比“平日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儒生们能干，实际上，贯串明朝的儒生与太监的斗争背后，就一直有正统理学的重本抑末，重农抑商思想，与发展海外贸易和民间商业诉求之间的斗争。至于究竟哪一派更有道理，也只能放在特点的历史条件下去看，总之我们不能一说太监就是坏的，你看郑和就是个比较好的太监，把太监写的那么坏，主要是因为历史都是由儒生写的。
郑和率领由2万多人组成的船队，于1405年开始了环绕世界的航海大发现，到1433年共七下西洋。大航海的目的首先是贸易，因而我们说郑和下西洋，是人类沟通大陆与海洋的长途贸易的开端。即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不是我们简单理解的：为了拉外国人到中国来朝贡，从而确立明王朝在世界上作为霸主的合法性，明代下西洋的目的其实是充分经济化的，根本目的是贸易，政治并不是主要目的。
跟具体地说，明代的海洋长途贸易基于几个目的，第一就是由于明代早期的货币信用问题，即明代早期的纸币——宝钞，一直不是商品交换的硬通货，由于货币“失灵”，所以国家的经济活动和商业活动需要依靠大规模的以物易物来进行，需要引进大量海外珍品来刺激国内的商业和交换活动。第二是基于社会目的，即医疗卫生目的。明朝前期发生了大规模的疾病和瘟疫，需要大量的海外药材安定形势、对抗瘟疫。所以郑和船队中有大量的“药船”。第三就是船队由大规模的战舰和兵船构成，这是因为长途贸易与近距离的贸易不同，它要保障长途贸易线路的安全、贸易点的稳定，这就非需要武力不可，所以说长途贸易与战争总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无论对于明朝中国还是近代的西方而言都是一样的，郑和的航海之所以被称为“和平之旅”，那不过是因为当时明代的舰队太强大了，所到之处，基本上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和骚扰而已。
还有，郑和的宝船的尺寸是很有讲究的，好像我们今天迷信8这个数字一样，郑和的宝船是444，即44丈4尺或者444尺，这也不是随便给的数字，四这个数字代表地，即地有四隅，同时也意味着居四海之中为中国，其他与这个数字有关的还有：四季、四维，礼义廉耻四德，等等，所以在明朝四是个最吉祥的数字。而宝船的尺寸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重要问题，一般认为，这种世界历史上最大的木制宝船长度在400英尺左右，宽度在166英尺左右。［5］研究这种尺寸有一个重要意义，就是通过这个，我们可以去追溯中国海洋观的起源，按照这种中国式的海洋观：陆地居于四海之内，中国居四海之中，是陆地赋予海洋以意义。这就是中国特点的海洋和海权意识，那种认为中国没有海洋意识和海洋法的论调是靠不住的。
当然，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郑和征服海洋的伟大航行为什么在1433年之后会突然停止了这个问题，恐怕比夸耀中国当年称霸海洋的怀旧要有意义的多，在这个问题上，前人已经有许多意见提出来供我们参考，其中最有价值的包括Kenneth Pomeranz提出的生态危机和木材短缺的问题。
我们知道，在自然经济的时代，木材是重要的稀缺资源，因为人们吃饭、取暖、建屋都需要木材，发达的中国大量造优质的纸也需要木材，而要建造郑和这样庞大的船队，首先需要大量的优质木材，还要把木材运到当时位于扬州的国家造船厂，从而最经济的办法就是依靠河流，而随着航海规模的扩大，航海次数的频仍，沿河的森林就几乎被砍伐光了，从远离河道的深山中运出木材，成本则越来越高，这最终使得建造大型的、可供远洋的宝船的代价实在太高了，所以说，明朝大规模的航海活动，首先遭遇了生态和木材的瓶颈，所以最终不得不停下来了。
大家也许会问，为什么西方能持续航海，难道他们没有遇到过生态和木材的问题吗？答案是，西方当然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只不过因为明朝开始航海早，规模大，明代中国发展得早而且快，所以它只是比西方更早地遇到了这种资源的、生态的和发展的问题罢了。西方当然随后也遇到严峻的生态问题，虽然通过他们在美洲的殖民活动即在美洲通过种植业和大规模的砍树，使得这种危机得到了一定的缓解，但是到了17世纪的后期，欧洲也几乎不能持续进行大规模的远洋和航海了，因为对欧洲来说木材资源的代价也太高了，也正是这种严峻的生态危机，才促发了煤炭在英国的大规模使用和开采——我们知道，英国最大的地利，就是说它相当于欧洲的山西，即它有大量的地表煤，正是生态的危机促发了煤的开采和利用，而煤的开采促发了工业革命——到此大家又会问：那么同样产煤的山西为什么在18世纪没有发生工业革命呢？答案是：当时中国的生态危机已经通过其他方式解决了、起码是缓解了。［6］
这再次表明，世界是个互动的结构，在这样一个互动结构中，聪明智慧高还不如运气好，在最前面领跑的不一定是得到金牌的。但它也说明：自1500年以降500年，人类所面临的问题是类似的：环境的问题、贸易、货币、以及商品全球化问题，这些问题与完全的古代社会问题不同，我们将其称之为“现代性的问题”。
在国家支持的大规模航海活动停止之后，明代的海洋贸易其实并没有停止；不仅没有停止，而且是以另外一种方式更大规模的展开了，明代成化之后展开的，主要就是民间的海洋贸易，只不过由于为了回应木材的紧张，国家支持的航海巨舰变成了民间的小船而已，尽管明朝中后期的对南洋的贸易，由国家支持的远洋大船，后来演变成了民间商人支持的小船，不过这些小船所依赖的同样还是郑和远洋开辟的贸易点，依赖的还是郑和开辟的海上商道，或者说，正因为已经有了郑和开辟的商道，所以民间的中小型的商船，只要把货物运到马六甲这样的贸易中继站就可以了［7］。要了解明代与国家相联系又有区别的“市民社会”，我们就必须了解这种贸易史的转变。
以中小船只接力和建立海上贸易中继站的方式代替大船远洋，这首先是明代解决生态问题的一个替代性的发展措施，但它随之就成了一系具有历史意义的新空间的和社会的群体，特别是由移民而带来的一个特殊的“海外中国人”族群的兴起。我们看从明朝中期就开始跟大陆捣蛋的倭寇，到明末清初横行海上的郑成功集团，再到我们改革开放之初的主要引资对象亚洲四小龙，他们实际上都大致属于历史上的同一个族群，也就是说，他们都是明朝开辟的中国海洋时代所播下的流风余韵。
这更说明了一个“海洋中国”——即魏源所谓的“海国”形成的历史。其实从明代以来，我们就一直面临着如何协调“海洋中国”和“大陆中国”之间的关系这个全新的重要课题，从而，在这样的议题下，古代中国存在的“南人”与“北人”的区别，汉人与其他族裔的区别，逐步扩展为“本土中国人”与“海外中国人”这两种更具现代性的不同认同的差异，并创造、形成了一种现代意义上的中国认同方式。
而近代以来的西班牙、荷兰、英国、日本等帝国主义势力，他们首先所作的其实并非是攻击中国本土，而是先从外围瓦解了那个“海洋中国共同体”，而在此意义上，佩里安德森以近代南亚和东南亚（即中国意义上的“南洋”）为背景的著作《想像的共同体》，实际上就是以“海洋中国”的近代命运为背景，描述了原有的海洋中国在西方帝国主义的冲击下解体之后，那些地区的“海外中国人”是如何通过西方式的“民族国家”这种政治形式，来寻找政治认同的曲折、动荡的过程。
当中国通过民间贸易的方式向南洋移民，并形成一个海外中国人社群的同时，它向北方的贸易和移民也在逐步进行，而且这两者采用的是大致相同的方式：国家带动民间、军事带动商业。而真正使得大明王朝面向南洋的海洋贸易得以终结的根本原因，最终当然还是北方来自蒙古的边患。特别是明英宗时代著名的土木堡之变的发生（在那场戏剧性的战役中，明英宗朱祁镇被蒙古的也先部落意外地俘虏了），大明帝国的朝野上下，顿时把这场灾难的罪魁祸首，归结为唆使英宗亲征的太监王振的滥权，于是，对于太监祸国的指控，自然不能不威胁到主要是由太监主持的海洋贸易（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朱祁镇也就是那个在大宴外宾时餐具都被客人盗走的皇帝）。
我们不能想当然地把明代将战略视野由南部海洋转向北方大陆，视为保守之举，因为明朝对付北方边患的方式不是简单地诉诸战争或者修长城，而是以战争带动贸易，以军事行动带动商业开拓，以国家投资带动民间参与。与古代中国相比，明代对应边患的方式是有其“现代”意义的。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明帝国不仅是人类海洋长途贸易的开拓者，也是人类大陆长途贸易的开创者。
无论是大陆还是海洋上的长途贸易，都与战争从来就是密不可分的，因为商道的安全需要军队保护，军队的驻防需要商业的补给，而军队的进军开拓了商道的延展，贸易的纠纷也会导致战争，反过来，贸易的优惠和禁运则是打击敌方的有力武器。而同样是在西方开始航海的1470年，明代则开始在蒙古草原的边界屯兵百万，并开始进行大规模地移民活动并修筑长城，从而开始了大规模的、武力支持下的面向北方拓展的长途贸易活动。
我们山西的晋商，一开始就是作北方边境贸易起家的，因为明代在长城边关设立的九个边镇中，其中三个最大的：宣府、大同和山西都在今天的山西，另外一个大边镇延绥（今榆林）也在山西和陕西的交会处，这四镇占了边关兵力的45％。那么多军队集中在这里，当然吃饭首先就是个大问题，起初明政府是希望通过屯田解决这一问题，但是，在代北这样缺水的地方靠屯田解决军粮，这无异于天方夜谈，所以明朝就不得不利用商人往边关运粮，而商人把粮食运到边关，不是直接拿到钱，而是拿到赚钱的办法，就是拿到盐引。盐引就是盐的专卖权，因为盐是生活必需品，古代盐是国家专控物品，盐就是钱，贩卖获利极高，把盐引给粮商，那就等于给了他们生财之道，这就意味把国家以盐税作抵押，来换取民间的战争投资，明帝国的这种做法，与19世纪欧洲国家以国家税收为抵押，来换取私人银行家对于战争的借款和投资有一定相似性，明代这个解决边关粮食问题的办法就叫“开中法”，只不过明帝国采用这种民间战争融资方法，也比欧洲要早了300多年。
韩毓海:北京大学教授，现任纽约大学访问教授
（本文系作者在山西长治国家税务系统2008年干部理论学习会上的讲稿，分别刊载于《世界博览》杂志2008年第九期和第十期。《文化纵横》摘要刊载）
1．转折点、落脚点
这是第一次来山西。感谢长治的同志们给我一个宝贵的学习机会。从人文地理、经济地理的角度看，晋南与代北，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大融和的文明创生地，无论是北上塞外，还是南下中原，山西既是一个转折点，也是落脚点。多少伟大的帝国王朝在这里升起又衰落了，山西是一个令人胸怀天下的所在。
长治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1940年代，八路军总部就设在长治的武乡县，“小米加步枪”、“我们在太行山上”的传奇，就是由这里走进中国历史的。长治不但是中国革命的落脚点，她还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出发点，是新农村建设历史经验的宝库，新中国成立之后，关于中国农村发展的第一场党内争论，即1950年由长治地委书记王谦发起，并引发华北局、山西省，直到毛主席和刘主席之间关于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道路的辩论，就发源在长治这块土地上，这场辩论对于新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的影响是巨大的，众所周知，它也成为赵树理写作长篇小说《三里湾》（后来的电影《花好月圆》）的契机。
上党－长治地区不仅是赵树理的故乡，更是他毕生热爱的上党中路梆子的故乡——以此为核心，西有秦腔，东有河北和山东梆子，这里是中国北方歌唱的源头，也为北方方言奠定了基础。正如梆子戏也号称“中路”一样，山西不但是北方中国政治和经济的核心，历史上也是中国通向外部世界的北大门，长治也是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韩丁的第二故乡，我来之前刚刚在北京参加了韩丁的巨著《深翻》中文版的发行会，——这本书写的就是现在已经属于长治市区的张庄。
据说“上党”的古意即“以上天为党”，所以对我而言，此时此刻确实有些感慨万千。长治是一本大书，它讲述着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如何兴起、如何坚持、发展、壮大，讲述着它所提出和面对的根本问题：土豪劣绅、小农经济、互助组、合作化、包产到户、三农问题等等，讲述着它所遇到和要克服的障碍与挫折。我深信，这些课题对于今天的中国同样是根本性的，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不仅属于长治，而且也属于全中国和全世界。
今天我没有能力来叙述长治与中国革命有关的这段宝贵的历史，我下面准备给同志们汇报的重点是1500年以降的世界历史脉络，1500年是“世界经济”形成的时期，我主要讨论的是：中国经济——主要是明清时代的中国经济在上述“现代世界经济”中起到的作用，我的叙述是以财政和货币问题为核心的，同时，我也把山西的经济——特别是晋商形成、发展和衰落的历史过程——放在这个时段里面去讨论，因为包括长治在内的晋南和晋中地区，也是晋商的故乡。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样的视野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示。
2．空间关系与生产关系
昨天李晋芳局长让我讲一讲科学发展观的问题，最好也能结合一下山西的历史，特别是：为什么成为“能源大省”之后，山西反倒失去了历史上曾经在中国经济中所扮演的核心地位？我们都知道，历史上山西是非常富的，它有很辉煌的商业传统，李局长还告诉我说，明代以降，中国地面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70％以上都在山西，而近代以来，山西确实有一个衰落的过程，这个过程恐怕也是勿庸讳言的。
我想这个问题推而广之，其实是说：为什么随着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运动的展开，一些原来经济非常发达的地区，类似山西，它们原有的对外开放的桥头堡的角色，以及在中国经济中所处的核心地位反而日益丧失了？这确实是个非常有挑战性的课题。我个人感觉：我们凡研究问题，无论自觉与否，都需要一个空间的视野，研究历史问题更是如此，也就是说，历史研究必须是与地理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好比我们的古人说“天时”的问题必须结合“地利”的问题去考虑才行。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研究生产力的问题一定必须结合生产关系的研究，正是从这个基本原理出发，我认为不同空间、不同地域之间的关系也是生产关系的重要构成部分，甚至是最基本的构成部分。人的一切活动都是在特定的空间里展开的，经济活动更是如此，我个人认为，只有从这样一个角度，才能更好地理解科学发展观的内涵，理解它真正的理论创新之处何在。
如果我们把经济的发展看作一个地域间互动的过程的话，那么，某一个区域的发展和变迁，当然就不能单独从它自身去找原因，而是要结合它所身处的那个大的环境，看那个总体的经济空间和结构，比如从大的方面说，我们今天要建设一个和谐的社会，推行科学发展观，核心就是要解决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协调问题，但是解决国内的协调问题，则有一个根本前提，那就是和谐的中国、和谐社会是与一个“和谐的世界”联系着的。
自1500年甚至更早，中国就是深刻地被卷入世界的，正象山西是处在中国这个大的结构中一样，500年来，正是由于中国处在“世界”这个更大的结构中，所以，如果世界总体上说不和谐，如果总的世界结构和秩序不合理，那么无论我们自己怎么努力，中国的事情恐怕还是会比较难办，这好比说如果像今天这样，国家如果一直是把发展的核心放在东南沿海一个方向上，那么无论我们山西自己怎么争取，恐怕也很难有大的突破。
古人说天时、地利、人和，这就是说一个地区在一个整体性的空间结构中的战略地位——即“地利”是非常重要的，不仅是对于国内这个结构，而且对于世界这个结构也是一样的，李局长所提出的区域经济与它的大的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就涉及到这个现代世界经济运动的原理。用刚去世的世界经济史学家贡德弗兰克一个很直观的比喻来说就是：世界经济是这样一个互动的结构，我们可以把这个结构看作一个运动着的、多边多角的“菱形结构”，从这个结构互动的角度看，结构的一部分的扩张总是会伴随着结构的另一部分的收缩，也就是说：一些经济区域的发展和崛起，甚至总是以另外一些地区的衰落为条件的，因为在一个历史时期，它会把收益集中在这个菱形结构的一角，而把代价扩散到周边。这种崛起和衰落不是自然的，而是国家和世界经济霸权有意识的构建和干预的结果，同时，这种区域经济的发展与衰落，又只能从一个更为长期的时段、以及更为广阔的世界经济体系转变中才能看得清楚。
实际上，我们大家看一看，我们中国的东南西北、各区域间不正是这样一个多边角的、互动的结构吗？这就是为什么说，我们的祖先不但关心发展的问题，其实也一直关注如何协调发展的问题，也同样为这两个问题（发展与协调）所困扰。只不过古代中国追求协调发展，主要就是强调协调南方和北方的发展，即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从这个角度我们就能理解历史上一些重要的政治经济活动，比如开凿大运河与南粮北运的关系、比如“草原会盟制度”与长城贸易、茶马互市的意义所在。
而从区域空间互动的结构视野看，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根本问题，更不是一个单纯的发展问题，因为更严峻的问题是：近代以来，中国原有的区域之间的互动和协调被西方的入侵打破了。解放前的中国之所以被肢解，中国之所以近代以来一直面临着分裂的可能，一个基本原因，就是因为近代以来，它内部的发展不协调、不平衡了。比如说，如果没有英国的问题，没有沙俄的问题，当然也就不会有近代以来的西藏、蒙古、新疆问题。中国近代以来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四分五裂，国家解体，这个问题当然不是个发展的问题，更不是一个什么“通过发展和改革就能解决的问题”。
恰恰相反，如果只是抽象、空洞地讲发展不讲协调，只是空洞地讲生产力不讲生产关系，那只能造成一种危险的发展，或者错误的发展。这只要懂一点历史就会看到非常清楚。由于近代西方列强扩张的据点是中国沿海，而近代中国国家为了富国强兵，同样也把沿海地区作为争夺的要害，于是先是近代中国从内部把那个长期平衡南北的发展方向改变了，改成面对东南沿海了，继而把这个发展方向单一化了，最后是僵化了，最终东南西北之间结构的互动没有了，最终我们的发展不是内部区域间的互动，而是变成直线了，变成一根筋了。也就是说，近代以来——还不仅仅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就不得不放弃了重视南北协调的发展传统，甚至不得不放弃对于中国腹地的经营，一味要求腹地为注重沿海的现代化战略作贡献，或者干脆听凭腹地衰落。于是，腹地就这样成了中国政治经济——特别是社会服务的软肋，这样的结果大家当然也都很清楚：由于中西部既得不到资金也得不到服务，长此以往，它就转而成为近代以来革命和动乱的摇篮。从李自成以来，太平天国、义和团，到蒙古、新疆、西藏大大小小、林林总总等一系列最终几乎要了我们的命的问题，不都是从我们今天所说的“中西部地区”搞起来的吗？这个过程表明：为了一时的发展、甚至短期的利益而忽视了南北平衡和协调，或者只是单纯讲发展而不讲协调，就会造成很大的问题甚至灾难，因为它使得一个区域间良性的互动，变成了恶性的区域冲突了。这是一条深刻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我们讨论几百年来形成的问题、描述这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的线索，对今天做具体的工作究竟有什么现实意义呢？我认为意义就是：第一，我们追求山西乃至整个中西部地区的科学发展，首先必须把眼光放得更长远一些，我们思考发展问题，必须有一个不同空间之间矛盾互动的框架和结构，认识到发展不但有赖于整个经济模式的转换，更有赖于当前中国乃至世界经济贸易体系发展模式的总体转换。特别是，所谓科学发展观的实质，就在于它不仅仅是就生产力谈生产力，而是把重点放在生产关系的调整，包括社会关系、经济关系、区域之间关系的调整，如果没有一个良性的环境、没有一个好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如果是东边点火西边冒烟，两极分化社会对立，你根本就谈不上发展。
我举个例子，我们山西煤炭资源极其丰富，大家也知道黑龙江北部地区森林资源比较丰富，而这两个地区最近又都很倒霉，成为国内外媒体异口同声斥责的焦点地区，对山西来说，就是指责山西矿难和污染（其实连我也被媒体误导了，因为一说山西大家下意识的反应就是黄土高坡，确实真没想到山西是一个水资源和森林资源如此丰富的省份，实际上，作为一个资源出口大省，山西的环境问题搞得是比较好的），而对黑龙江北部地区来说就是指责那里滥砍滥伐，破坏森林资源。而问题的关键是：这些灾难难道仅仅是山西和黑龙江造成的吗？当然不是。外国的媒体也有好的、分析性的文章，不是像国内的某些媒体，鼠目寸光、流于义正词严地打便宜拳，比如美国的一份很著名的杂志（New Yorker），最近就发表了一篇很长的文章，深入地讲黑龙江中俄边疆地区大规模的林木盗窃问题，题目就叫“盗林”（The Stolen Forests）。文章的作者作了大量的调查，发现林木盗窃是一个在跨国资本的驱动下环环相扣的贸易链，因为他们调查发现：那些从中俄边境盗窃的木材制成的产品，是直接提供给美国的跨国公司Wal－Mart的。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木材制品消费国，它同时还为其消费的木材制品制定了相应的标准，比如中国可以用秸秆和废纤维造纸，但是，美国却只接受以原木（还不是一般的木材）为原料的纸张，结果就是，中俄边境的滥砍滥伐行为，其实是为了供应美国市场而不是中国国内市场，因此，可以说造成中俄边疆地区森林锐减的真正罪魁祸首是美国的消费市场，特别是Wal－Mart这样的跨国企业。
今天山西煤炭的问题、东北的森林问题，包括很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其实在实质上是同样的问题，山西挖煤当然不是为了自己用，而主要是为了供应东南沿海地位的出口加工企业，在当今中国，所谓利润在沿海，代价在内地，利润在国外，代价在国内，这是一个根本上的错误发展逻辑，这里最根本、最核心的问题当然是全球性的供需关系，是全球性的生产关系，只要这个世界性的生产－消费结构不变，抡起板子玩命地打山西、内蒙、黑龙江，那是不解决问题的。
我们今天讲科学发展，当然也要重视南北经济不协调的问题，发展山西，一个方略是逐步打开和恢复北方通往外部世界的通道，包括重建由山西通向外蒙古地区的通道，重建北方的、跨区域的、世界性的商业贸易网络，东路、西路，关键尤其在于中路，中路是枢纽，是落脚点也是出发点，好像大门的轴一样，抓住轴线，这才是解决经济发展不平衡和不协调的根本。
这就要求我们逐步地、系统地纠正把发展压在东南沿海这一个点上的片面的发展观，这种观点不但是非历史的，即使放在今天也是成问题的，我们看看我们今天周边的形势：中亚地区、特别是蒙古地区始终是当前国际博弈的热点，这是勿庸置疑的，中亚和蒙古地区极其丰富的资源，是我们未来发展的根本命脉所系，目前我们家门口的这些地区的发展都出了问题，局势也都很不稳定，我想早晚会对我们产生重大影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达赖自1979年以来已经7次应邀访问蒙古，2004年，俄罗斯迫于其境内的蒙古自治共和国的压力，给达赖颁发了访俄的签证，2008年，达赖在访问了英法之后，将会再次窜访俄罗斯的蒙古自治共和国，当然，除了历史上藏传佛教与蒙古地区的精神联系之外，达赖集团之所以要处心积虑这么搞，其目的就是要形成一个所谓的“泛蒙古主义”支配下的“大蒙古国”，这个所谓的“大蒙古国”将包括中国的内蒙和俄罗斯的几个蒙古自治共和国，那样我们的北方边疆就再也不得安宁了。所以对中国来说，我们必须看到：藏独不是单纯的西藏问题，它必然会引发、联系到蒙古的问题。——这也就是我们的祖先康熙、雍正告诉我们的：一旦蒙古一部分裂，那么就会导致蒙古全部、乃至西藏分裂，反之亦然，从历史上看，藏独总是与蒙独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不能忘记这个历史的常识。
而我下面要讲到；山西是唯一的一个与蒙古有着漫长的商业贸易交往的区域，是历史上从南北方向上联系中国，联系中国与外部世界的重要通道，认识到这一点非常关键，今天从战略经济的角度恢复这种通道和联系也非常重要。因为加强北方的经济和政治建设，是我们未来发展的迫切课题，也是稳定周边的迫切课题。多亏我们已经有了上海五国的合作组织，但是如果日本、美国把蒙古拉了去，那“上合组织”的威力就要大打折扣了。近代以来，日本一直积极插手蒙古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日本是一百年来长抓不懈的，人家培养了大批蒙古留学生，拥有大量的世界一流的蒙古学人才，所谓的“大蒙古国”的背后，主要是由日本在倒腾，而且人家是真抓实干。台湾问题固然重要，但如果让人家从大陆上，从咱们中间插上一竿子，那样我们就会更被动。大家只要看看从蒙古到北京的距离就明白这个问题的严峻程度，而要面对这个重大课题，我们首先就要从历史的经验教训和现实的启示中去重建我们的大视野。
总之，我们一定要知道；所谓发展，是一个兼有兴起和摧毁双面的效应，摧毁和重建往往是这同一个过程的两面，从摧毁的意义上说，经济发展也是一个破坏的过程，所谓科学发展，就是强调要看到这两面，应对这两面，特别是要注意到发展与保护的辨证关系，因而要具备保护意识：环境的、社会的、产业的、文化的。在科学发展的意义上，不能保护，也就不能发展。
最终，发展生产力的前提，是要创造一个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而空间关系，或者地域之间的关系，则是生产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区域和空间关系的协调，因而是发展生产力的基本前提，这就是“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思想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基础，也是我们今天观察问题的一个重要的出发点。
3．“500年来谁著史”：明朝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创生
今年我们要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当然要搞些活动。一搞活动，那就难免有些人以改革开放的代言人自居，包括利用一些假大空的口号，把自己的反对者划为“反对改革开放”。现在很多人好像是别忘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包括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改革开放”只不过是两个“基本点”之一。如果你孤立地强调这一个“基本点”而不顾其余，那就取消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前提、基本条件保障、取消了改革开放得以进行历史语境，那才是反对真实历史条件下的改革开放，按照某些人们自己的逻辑，我是否可以说——你们这些人是用一个基本点来反对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割裂和反对整个邓小平理论的基石？
以改革开放的代言人自居，抢占意识形态的制高点，这更是一种很滑稽的举措，因为不仅社会主义要发展生产力，什么制度都要发展生产力，同样，中国也不是从30年前才开始改革开放，因为按照世界史研究公认的看法，中国经济的开放过程已经有500年了，现代世界经济开创于1500年前后，中国的元代是第一个世界性的帝国，而明代则是第一个世界性的经济，所以，我们今天纪念改革开放，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和教训，起码也要有更为广阔的历史视野。
人类的第一次全球化，并不是经济“全球化”，而是蒙古帝国武力造成和推动的全球化，“世界的广泛联系”不是由商品，而是由武力即大汗的铁骑推动和造成的。而与元代不同，我们下面要重点讨论的明代虽然不再是一个全球性的军事和行政帝国，但是，它的经济却是全球化的，更进一步说，蒙古虽然通过武力造成了一个世界性的帝国，但是蒙古帝国却没有能力从经济和金融上把世界联系起来，但后一点明代却做到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它是漫长的人类历史蹒跚步入“现代”的重要转折点。
我下面要给出一个500年来的世界经济变迁的草图，当然，我知道这样作有粗略化的危险，但这却是我们看清问题的一个好办法，要免于纠缠和迷失在细节之中，我们起码需要一个草图。
大家都知道，学术界目前公认的看法是：第一个“世界经济”——或者说，第一次以贸易和金融等手段把世界联系起来，是从1470年——大约是明朝的成化年间开始的，因为那个时候开始了欧洲的航海，西班牙和葡萄牙航海的目的，就是要从海上去重建马可波罗所描述的通向中国（当时叫Cathay，即“震旦”）的道路，即要到中国寻找财富，寻找经济的原动力。——我们还知道这种公认的说法其实并不完全准确，因为这个时候（1470年），离明朝结束国家主导的大航海，而把战略和国际贸易的重点转向北方边境，开展以山西为枢纽的大陆长途贸易，已经过去40年——即差不多半个世纪了。
当年的西班牙人为什么要走海路呢？这是因为随着蒙古帝国的崩溃，原本从陆地上由欧洲通向中国的道路被穆斯林和蒙古各部封锁了，葡萄牙和西班牙人冲出地中海的航海活动，因而就兼有绕开穆斯林帝国和蒙古部落封锁的战略目的，以及寻求经济发展和财富增长的经济目的，走海路，对西方来说这当然是一个最优的选择，这是因为当时的欧洲象马可波罗当年那样选择陆路交通，是完全没有可能的，当时中国与欧洲之间的陆路交通，不但是一条充满风险的道路，准确地说——这其实是一条布满了逃难部落和种族仇杀的不归路。
剑桥大学的政治学教授Kenneth Minogue曾经这样告诉我们说：近代的民族－国家之所以产生于欧洲，恰因为民族－国家这种政治创制的基础是“种族主义”，而种族主义之所以产生于近代欧洲，这恰恰是由于历史上欧洲的血统、种族其实是最乱的，欧洲的种族问题之所以特别严重，又是因为“我们今天看到的欧洲是一批又一批部落为追兵所迫向西移民的过程——，罗马人给这一群群逃难的部族起了各种名字：匈奴人、格特人、西格特人、盎格鲁人、法兰克人，等等。”［2］
我再举个有趣的例子，就是《鲁滨逊漂流记》这个小说，它开头就介绍鲁滨逊的家事，说他生在1632年，这也就是明代的后期，而鲁滨逊的老妈其实就来自一个中亚的移民部落，这是因为鲁滨逊有个很匈奴化的姓：Keutznaer，我对此很奇怪，觉得这位创造“新世界”的英国资产阶级英雄，他的名字听起来不像个纯种大不列颠子民，所以仔细去查了一下这个姓，终于在一本历史语言学的著作中，发现它在匈牙利语中的意思是“驾车人”，而Keutz就是我们古代西域的“高车”，［3］笛福——也就是《鲁滨逊漂流记》的作者，他说：英国人由于语音的变化，把Keutz念成了Crusoe，所以他小说的主人公就成了鲁滨逊克鲁索，无论这种历史语言学的解释是否完全靠得住，即使这种解释作为一个推测，它也表明，在那个时候，笛福似乎还很清楚欧洲人口的大多数是外来的，这也包括来自蒙古和中亚的移民后裔，这些人是不断通过战争和逃难来到欧洲的，这当然不排除鲁宾逊家族甚至没准与我们山西的代北地区居住的北方民族还有点血缘关系。
我们还要知道，在哥伦布的时代，欧洲人口很少，只有8000万人，但却分为约500个国家，彼此之间杀伐不断，用今天的说法就是，那个时候的“西方”不但很穷，还很暴力，因为当时的欧洲由各种各样的逃难人口构成。自那个时候开始，经过约500年的时间，他们通过内部战争，来不断削减欧洲国家的数目，最终经过20世纪的两场世界大战，直到今天欧洲的国家剩下约30个，也就是说：欧洲通过约500年的自相残杀，差不多消灭了470个国家，基本上是一年灭一国，十年灭一族，这样，欧洲到今天才终于比较地和谐一点了。而这说明什么呢？这恰恰说明：好战、乃至种族冲突是欧洲最大的传统。今天的欧洲之所以特别重视种族和种族灭绝这样的问题，这首先是与他们自己惨痛的历史经历有关［4］，它更加说明现代民族国家这种欧洲政治创制植根于种族主义的血腥历史。
与欧洲比起来，当时的中国，也就是明朝，则是一个非常繁荣和总体上很稳定的大国，它有1.75亿人口，明朝虽然是在反抗蒙古帝国的统治中建立起来的，但明朝国家并不是一个种族的主义的国家（原因我下面会介绍），与元代之前的中国王朝国家把政治合法性植根于文化正统性也不太一样，明代更加把它的政治合法性深深植根于经济活动——以及更具世俗色彩的文化之上，我认为这标志着人类历史由古代向现代的转化。
明朝的经济非常发达，怎么发达，我举个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例子，从1405年到1433年，郑和七下西洋，郑和宝船最重的一条有7800吨，这已经接近万吨轮的水平，它比19世纪之前英国最大的军舰还大两倍。明代文化灿烂而独特，从哲学上说，王阳明到李贽，这被当代的哲学研究者们说成是中国启蒙思想的源头，——尽管王阳明那个时候欧洲还没有什么启蒙思想，近代欧洲的启蒙思想完全是受到中国的影响才发生的，而这种思想主要讲人欲就是天理，天理和人欲不能分，——显然，只有在一个经济非常发达，人们生活很好的时代，才会产生如此强烈的对于人的欲望的肯定。我们看中国古代四大小说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这三部都产生于明代，那个时候欧洲乃至全世界显然还并不知道什么叫长篇小说，更没有什么“市民社会的史诗”这样的说法；汤显祖和《牡丹亭》、唐伯虎和八大山人，这些伟大的艺术家、艺术作品都是明代的，明英宗时代还有这样一个著名的国际笑话，说是明朝廷宴请各国元首和使节，结果宴会所用580件官窑瓷器全部被使节们顺手牵羊盗走了，实际上，直到今天，明代的家具和瓷器，依然还是豪华生活的象征。
今天国外学术界普遍认为明朝才是现代世界的起源，它代表着另外一种现代道路的可能性。今天西班牙的塞维利亚的博物馆里还保存着一本《马可波罗游记》，里面写满了哥伦布密密麻麻的批注，这很充分地说明了哥伦布是要追随马克波罗到中国去的，他是要到中国寻找文明、寻找富裕——更是寻找一种人类新生活方式的理想。正因为走海路，他所以才误打误撞发现了美洲，他甚至把古巴误认为日本，所以给这个地区叫Cipango，在西班牙语里这就是日本，当时他以为找到了日本，中国就应该不远了。
4．宝船与晋商：人类海洋贸易和大陆贸易的开拓者
人类的现代世界不是开始于欧洲，而是创生于中国的明朝，比如日本的京都史学派，美国的一些重要的历史学者，比如在中国以《天安门》（Gate of Heavenly Peace）一书而闻名的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等，都持这样的看法。因为1470年，当欧洲人开始发现新大陆的航海活动的时候，这其实比明代开始的世界史上第一次大航海已经落后了65年，而且，它比明代最后一次大规模的航海活动，也差不多落后了40年。只不过今天看来，这世界竞技场确实是圆的，它不是一条直线的跑道，即不是一开始跑在前面的就一定是始终领先的。
我先从大家都熟悉的郑和七下西洋说起，因为这是世界上第一次由贸易、而不是殖民来推动的地理大发现的起源，今天中国的教材只讲哥伦布，不讲郑和，这表明近代以来，我们忙于向西方学习“现代”，偏偏忘记了我们自己也是“现代”和“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量，忘记了另外一种世界历史的可能性：不通过殖民，而是通过长途贸易，通过朝觐、朝圣或者朝贡，也是有可能造就一个现代世界的。
大家可能知道，郑和这个人叫马和，是个穆斯林，他父亲叫马哈只，曾经到麦加去朝圣过，这个人在元时代居住在云南昆明，在元朝帝国里，穆斯林的地位要比汉人高，他很可能是元帝国军队的成员，这个人在朱棣征伐云南的时候被杀了，马和是穆斯林马哈只的次子，他被朱棣的军队俘虏后，成为燕王府里的小太监，随后就一直随朱棣南征北战，马和在建文四年的北平保卫战和随后夺取南京的夺嫡血战中表现特别英勇，随着朱棣最终成为皇帝，他的地位日益上升，被赐姓郑，也就是我们知道的郑和。
这首先说明：在明帝国这种多民族的国家里面，少数民族并没有受到元代那样的歧视。在这样的多民族国家里，少数民族是可以得到重用的，当然它甚至还说明：明代不少太监都是非常能干的，例如郑和、例如张居正改革的助手冯保，所谓能干，是说他们比“平日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儒生们能干，实际上，贯串明朝的儒生与太监的斗争背后，就一直有正统理学的重本抑末，重农抑商思想，与发展海外贸易和民间商业诉求之间的斗争。至于究竟哪一派更有道理，也只能放在特点的历史条件下去看，总之我们不能一说太监就是坏的，你看郑和就是个比较好的太监，把太监写的那么坏，主要是因为历史都是由儒生写的。
郑和率领由2万多人组成的船队，于1405年开始了环绕世界的航海大发现，到1433年共七下西洋。大航海的目的首先是贸易，因而我们说郑和下西洋，是人类沟通大陆与海洋的长途贸易的开端。即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不是我们简单理解的：为了拉外国人到中国来朝贡，从而确立明王朝在世界上作为霸主的合法性，明代下西洋的目的其实是充分经济化的，根本目的是贸易，政治并不是主要目的。
跟具体地说，明代的海洋长途贸易基于几个目的，第一就是由于明代早期的货币信用问题，即明代早期的纸币——宝钞，一直不是商品交换的硬通货，由于货币“失灵”，所以国家的经济活动和商业活动需要依靠大规模的以物易物来进行，需要引进大量海外珍品来刺激国内的商业和交换活动。第二是基于社会目的，即医疗卫生目的。明朝前期发生了大规模的疾病和瘟疫，需要大量的海外药材安定形势、对抗瘟疫。所以郑和船队中有大量的“药船”。第三就是船队由大规模的战舰和兵船构成，这是因为长途贸易与近距离的贸易不同，它要保障长途贸易线路的安全、贸易点的稳定，这就非需要武力不可，所以说长途贸易与战争总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无论对于明朝中国还是近代的西方而言都是一样的，郑和的航海之所以被称为“和平之旅”，那不过是因为当时明代的舰队太强大了，所到之处，基本上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和骚扰而已。
还有，郑和的宝船的尺寸是很有讲究的，好像我们今天迷信8这个数字一样，郑和的宝船是444，即44丈4尺或者444尺，这也不是随便给的数字，四这个数字代表地，即地有四隅，同时也意味着居四海之中为中国，其他与这个数字有关的还有：四季、四维，礼义廉耻四德，等等，所以在明朝四是个最吉祥的数字。而宝船的尺寸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重要问题，一般认为，这种世界历史上最大的木制宝船长度在400英尺左右，宽度在166英尺左右。［5］研究这种尺寸有一个重要意义，就是通过这个，我们可以去追溯中国海洋观的起源，按照这种中国式的海洋观：陆地居于四海之内，中国居四海之中，是陆地赋予海洋以意义。这就是中国特点的海洋和海权意识，那种认为中国没有海洋意识和海洋法的论调是靠不住的。
当然，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郑和征服海洋的伟大航行为什么在1433年之后会突然停止了这个问题，恐怕比夸耀中国当年称霸海洋的怀旧要有意义的多，在这个问题上，前人已经有许多意见提出来供我们参考，其中最有价值的包括Kenneth Pomeranz提出的生态危机和木材短缺的问题。
我们知道，在自然经济的时代，木材是重要的稀缺资源，因为人们吃饭、取暖、建屋都需要木材，发达的中国大量造优质的纸也需要木材，而要建造郑和这样庞大的船队，首先需要大量的优质木材，还要把木材运到当时位于扬州的国家造船厂，从而最经济的办法就是依靠河流，而随着航海规模的扩大，航海次数的频仍，沿河的森林就几乎被砍伐光了，从远离河道的深山中运出木材，成本则越来越高，这最终使得建造大型的、可供远洋的宝船的代价实在太高了，所以说，明朝大规模的航海活动，首先遭遇了生态和木材的瓶颈，所以最终不得不停下来了。
大家也许会问，为什么西方能持续航海，难道他们没有遇到过生态和木材的问题吗？答案是，西方当然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只不过因为明朝开始航海早，规模大，明代中国发展得早而且快，所以它只是比西方更早地遇到了这种资源的、生态的和发展的问题罢了。西方当然随后也遇到严峻的生态问题，虽然通过他们在美洲的殖民活动即在美洲通过种植业和大规模的砍树，使得这种危机得到了一定的缓解，但是到了17世纪的后期，欧洲也几乎不能持续进行大规模的远洋和航海了，因为对欧洲来说木材资源的代价也太高了，也正是这种严峻的生态危机，才促发了煤炭在英国的大规模使用和开采——我们知道，英国最大的地利，就是说它相当于欧洲的山西，即它有大量的地表煤，正是生态的危机促发了煤的开采和利用，而煤的开采促发了工业革命——到此大家又会问：那么同样产煤的山西为什么在18世纪没有发生工业革命呢？答案是：当时中国的生态危机已经通过其他方式解决了、起码是缓解了。［6］
这再次表明，世界是个互动的结构，在这样一个互动结构中，聪明智慧高还不如运气好，在最前面领跑的不一定是得到金牌的。但它也说明：自1500年以降500年，人类所面临的问题是类似的：环境的问题、贸易、货币、以及商品全球化问题，这些问题与完全的古代社会问题不同，我们将其称之为“现代性的问题”。
在国家支持的大规模航海活动停止之后，明代的海洋贸易其实并没有停止；不仅没有停止，而且是以另外一种方式更大规模的展开了，明代成化之后展开的，主要就是民间的海洋贸易，只不过由于为了回应木材的紧张，国家支持的航海巨舰变成了民间的小船而已，尽管明朝中后期的对南洋的贸易，由国家支持的远洋大船，后来演变成了民间商人支持的小船，不过这些小船所依赖的同样还是郑和远洋开辟的贸易点，依赖的还是郑和开辟的海上商道，或者说，正因为已经有了郑和开辟的商道，所以民间的中小型的商船，只要把货物运到马六甲这样的贸易中继站就可以了［7］。要了解明代与国家相联系又有区别的“市民社会”，我们就必须了解这种贸易史的转变。
以中小船只接力和建立海上贸易中继站的方式代替大船远洋，这首先是明代解决生态问题的一个替代性的发展措施，但它随之就成了一系具有历史意义的新空间的和社会的群体，特别是由移民而带来的一个特殊的“海外中国人”族群的兴起。我们看从明朝中期就开始跟大陆捣蛋的倭寇，到明末清初横行海上的郑成功集团，再到我们改革开放之初的主要引资对象亚洲四小龙，他们实际上都大致属于历史上的同一个族群，也就是说，他们都是明朝开辟的中国海洋时代所播下的流风余韵。
这更说明了一个“海洋中国”——即魏源所谓的“海国”形成的历史。其实从明代以来，我们就一直面临着如何协调“海洋中国”和“大陆中国”之间的关系这个全新的重要课题，从而，在这样的议题下，古代中国存在的“南人”与“北人”的区别，汉人与其他族裔的区别，逐步扩展为“本土中国人”与“海外中国人”这两种更具现代性的不同认同的差异，并创造、形成了一种现代意义上的中国认同方式。
而近代以来的西班牙、荷兰、英国、日本等帝国主义势力，他们首先所作的其实并非是攻击中国本土，而是先从外围瓦解了那个“海洋中国共同体”，而在此意义上，佩里安德森以近代南亚和东南亚（即中国意义上的“南洋”）为背景的著作《想像的共同体》，实际上就是以“海洋中国”的近代命运为背景，描述了原有的海洋中国在西方帝国主义的冲击下解体之后，那些地区的“海外中国人”是如何通过西方式的“民族国家”这种政治形式，来寻找政治认同的曲折、动荡的过程。
当中国通过民间贸易的方式向南洋移民，并形成一个海外中国人社群的同时，它向北方的贸易和移民也在逐步进行，而且这两者采用的是大致相同的方式：国家带动民间、军事带动商业。而真正使得大明王朝面向南洋的海洋贸易得以终结的根本原因，最终当然还是北方来自蒙古的边患。特别是明英宗时代著名的土木堡之变的发生（在那场戏剧性的战役中，明英宗朱祁镇被蒙古的也先部落意外地俘虏了），大明帝国的朝野上下，顿时把这场灾难的罪魁祸首，归结为唆使英宗亲征的太监王振的滥权，于是，对于太监祸国的指控，自然不能不威胁到主要是由太监主持的海洋贸易（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朱祁镇也就是那个在大宴外宾时餐具都被客人盗走的皇帝）。
我们不能想当然地把明代将战略视野由南部海洋转向北方大陆，视为保守之举，因为明朝对付北方边患的方式不是简单地诉诸战争或者修长城，而是以战争带动贸易，以军事行动带动商业开拓，以国家投资带动民间参与。与古代中国相比，明代对应边患的方式是有其“现代”意义的。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明帝国不仅是人类海洋长途贸易的开拓者，也是人类大陆长途贸易的开创者。
无论是大陆还是海洋上的长途贸易，都与战争从来就是密不可分的，因为商道的安全需要军队保护，军队的驻防需要商业的补给，而军队的进军开拓了商道的延展，贸易的纠纷也会导致战争，反过来，贸易的优惠和禁运则是打击敌方的有力武器。而同样是在西方开始航海的1470年，明代则开始在蒙古草原的边界屯兵百万，并开始进行大规模地移民活动并修筑长城，从而开始了大规模的、武力支持下的面向北方拓展的长途贸易活动。
我们山西的晋商，一开始就是作北方边境贸易起家的，因为明代在长城边关设立的九个边镇中，其中三个最大的：宣府、大同和山西都在今天的山西，另外一个大边镇延绥（今榆林）也在山西和陕西的交会处，这四镇占了边关兵力的45％。那么多军队集中在这里，当然吃饭首先就是个大问题，起初明政府是希望通过屯田解决这一问题，但是，在代北这样缺水的地方靠屯田解决军粮，这无异于天方夜谈，所以明朝就不得不利用商人往边关运粮，而商人把粮食运到边关，不是直接拿到钱，而是拿到赚钱的办法，就是拿到盐引。盐引就是盐的专卖权，因为盐是生活必需品，古代盐是国家专控物品，盐就是钱，贩卖获利极高，把盐引给粮商，那就等于给了他们生财之道，这就意味把国家以盐税作抵押，来换取民间的战争投资，明帝国的这种做法，与19世纪欧洲国家以国家税收为抵押，来换取私人银行家对于战争的借款和投资有一定相似性，明代这个解决边关粮食问题的办法就叫“开中法”，只不过明帝国采用这种民间战争融资方法，也比欧洲要早了300多年。